船舶帮

资本围猎与安全红线交织：以星收购战改写全球集运格局？

2025-12-12 10:07:23

船检

当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向以色列以星航运递出收购要约，一场原本局限于企业层面的资本交易，迅速升级为搅动全球集装箱航运业、牵涉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复杂博弈。地中海航运（MSC）、马士基等行业巨头的“围观”加持，以色列政府手中的“黄金股”否决权，以及工会基于国家安全的激烈反对，让以星这艘70万TEU运力的“区域旗舰”，成为观察全球集运业集中度变迁与地缘风险传导的核心窗口。

收购战升级：从管理层私有化到全球巨头竞逐

这场收购风波的序幕，并非由跨国巨头拉开。2025年11月，以星航运董事会公告显示，已收到首席执行官Eli Glickman与本土船东Rami Ungar联合提出的私有化提案，正式启动战略评估进程，核心目标为“最大化股东价值”。彼时市场普遍将其解读为一场管理层主导的MBO（管理层收购），以星董事会还专门聘请Evercore作为财务顾问推进评估工作。

然而，剧情在数月后突然转向。以色列财经媒体《Globes》率先爆料，赫伯罗特已提交初步收购要约，尽管谈判仍处于初期阶段，但这一消息迅速引发行业震动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全球前两大集运公司MSC与马士基也被曝正“积极评估交易选项”，市场随即掀起对“竞购溢价”的期待，以星股价在纽约交易所应声上涨。

从本土管理层的私有化构想，到全球航运巨头的“围猎”格局，以星的命运转折背后，是其独特的资产价值与市场定位。作为全球第十大集运公司，以星以70.4万TEU运力稳居区域龙头，其在东地中海、以色列本土的网络根基，以及跨太平洋航线的稳固布局，在红海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，成为稀缺的战略资源。更关键的是，经历行业周期回调后，以星当前24亿美元的市值已低于其29亿美元的现金价值，叠加轻资产运营模式（85%船舶为租赁）带来的成本重构空间，使其成为性价比突出的并购标的。

赫伯罗特的算盘：补位区域短板与规模突围

在全球集运业“前五梯队”中，赫伯罗特虽稳居第五，但与MSC的运力扩张速度、马士基的综合物流转型节奏相比，仍存在明显的区域短板。数据显示，赫伯罗特当前自有+租入运力约239.7万TEU，若成功收购以星，合计运力将突破310万TEU，与第四名中远海运的差距将从115万TEU缩小至45万TEU，对MSC的运力占比也将从34%提升至44%。更重要的是，以星在东地中海的本土优势，能为以欧洲为大本营的赫伯罗特搭建“东地中海-亚洲”的战略桥头堡，有效对冲红海航线动荡带来的地缘风险。

财务层面的协同效应同样诱人。以星的高弹性业务模式在单独运营时易受市场波动冲击，但纳入赫伯罗特体系后，可通过集团化的集中租船、舱位调配与后台优化，释放额外利润空间。不过，赫伯罗特的股东结构却成为这一商业逻辑的“致命短板”——卡塔尔主权基金与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分别持股12.3%和10.2%，在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紧张的背景下，这一股权背景让其收购方案陷入“国家安全争议”的漩涡。

安全红线：黄金股与工会反对的双重壁垒

“将以星交给卡塔尔和沙特资本控制的公司，下一场战争中以色列将被切断海上生命线。”以星工人委员会主席Oren Ksafim的表态，道出了反对声浪的核心逻辑。数据显示，以色列98%的贸易依赖海运，而在2023年“铁剑”行动期间，当马士基、MSC等外资航企因胡塞武装威胁撤离时，唯有以星坚守航线，保障了食品、药品与弹药的供应，使其在以色列被定义为“战略安全资产”。

更具决定性的阻力来自制度设计。以色列政府持有以星的“黄金股”，这一特殊股权赋予政府对公司控制权变更的一票否决权。业内分析师Haider Anjum直言，以色列极有可能动用这一权力阻止赫伯罗特收购，“地缘政治敏感性让这笔交易的政治门槛远高于商业门槛”。目前，以星工会已发起罢工威胁，呼吁政府直接介入否决交易，形成了舆论与制度层面的双重壁垒。

MSC与马士基：战术旁观还是伺机入局？

与赫伯罗特的“先天敏感”不同，MSC与马士基因无中东主权资本背景，在以色列舆论场的风险系数更低，其动向成为收购战的关键变量。从战略价值看，以星的跨太平洋航线资源（占其收入42%）与LNG动力船队优势（25艘，行业领先），与马士基的绿色转型战略高度契合；对MSC而言，若能将以星纳入体系，将进一步巩固其全球运力领先优势，但大规模收购可能触发的反垄断审查风险，又使其不得不保持谨慎。

业内普遍认为，两家巨头当前更可能采取“战术性旁观”姿态——通过表达兴趣获取交易关键信息，抬高竞购门槛，迫使赫伯罗特付出更高成本，同时为未来的航线联营、舱位互换预留谈判空间。即便最终不直接入局，这种“存在感”也能影响以星董事会的决策走向，为自身争取区域市场的竞争优势。

博弈走向：三重不确定性下的全球集运影响

当前，以星收购战的走向仍被三大不确定性主导：其一，以星董事会的路径选择，需在管理层MBO的“政治安全性”与跨国巨头的“资金实力”之间权衡；其二，以色列政府的黄金股行使意愿，商业价值将让位于国家战略考量；其三，资本市场的情绪波动，激进投资者可能入场搅局，进一步复杂化博弈格局。综合来看，短期内交易顺利推进的概率较低，更可能呈现多方博弈的长期化态势。

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这场收购战已释放出全球集运业的重要信号。若以星被前五巨头收购，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，中国出口企业与货代的议价空间可能被压缩；东地中海-中国航线的布局可能重构，对深耕该区域的中国港口与码头运营商形成直接影响；同时，以星案例也凸显了地缘时代“战略航运资产”的界定难题，如何平衡资本开放与国家安全，成为全球航运业需共同面对的课题。

对中国航运业而言，这场博弈的价值不仅在于“谁将收购以星”，更在于其揭示的全球集运版图重构趋势——运力集中、地缘绑定与绿色转型将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维度，提前研判这些变化，对船厂订单布局、港口投资策略与航线资源配置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